[現實的延伸] 飯禱愛的真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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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Bali,會讓我一直想起<Eat, Pray, Love>的作者Elizabeth Gilbert的故事。

看過這部書或電影的人都知道,在痛苦地結束了一段八年婚姻後,Elizabeth決定去Italy、India、Indonesia進行一段自我尋找和療傷的旅程。故事的最後,Elizabeth在Bali遇到了智者Ketut Liyer,以及讓她對愛重燃信心的巴西男人Felipe。

故事在此恰到好處地收尾,成了長年佔據紐約時報榜單的Best Seller。

<Eat, Pray, Love>出版一年後,Elizabeth跟Felipe結了婚。在其後出版的<Committed>,Elizabeth透露了跟Felipe結婚的「不得已」——雖然深愛Felipe,卻無意再度踏入婚姻,直至從事跨國貿易的Felipe在美國海關被扣押及拒絕入境,才決心通過結婚,讓Felipe可以合法入境美國。

在辦理各種結婚所需文件的漫長等待過程中,兩人在東南亞周遊,彼此的差異日漸顯現:”For a pair of lifelong travelers, Felipe and I actually travel very differently……He can create a familiar habitat of reassuringly boring everyday practices for himself ANYPLACE, if you just let him stay in one spot……I’m much more restless than he is. My restlessness makes me a far better day-to-day traveler than he will ever be……The problem is that I just can’t LIVE anywhere on the planet.”

儘管如此,<Committed>的整體格局還是——「即便了解到彼此之間存在如此巨大差異,但還是沒有阻擋我們排除萬難走到一起」。

幾年之後,Felipe的前妻,一個同樣叫Elizabeth的女人,出版了題為<Committed Undone>的自傳,言外之意是「我與Felipe的婚姻,並非像妳(Elizabeth Gilbert)在書裡所述那麼不堪,妳又何必急於昭告天下呢?」

更有意思的還在後面。2016年,Elizabeth突然在Facebook公告與Felipe離婚,在他們相處的第十二個年頭。兩個月後,她宣佈出櫃,對象是同性摯友Rayya;2017年,兩人舉行了一場不具法律效力的婚禮;2018年初,Rayya不敵癌症離開人世。

我偶爾會跟那些仍對書和電影的美好結局抱有幻想的人講這些故事背後的故事,它們實在太有趣了,然而我講述時卻似語帶嘲諷,甚至有種令人迷惑的興致勃勃。我只是嘗試表達,這才是真實的人生,書本和電影裡的結局都不是真正的結局。然而我們總是抓住了一些片段,就把它當成了全部,也許這種選擇性的記取也是好事,那些短暫的美好才夠咀嚼一輩子,如同<Eat Pray Love>讓無數女人在傷痛中看到盼望,後面的故事就變成一根長長的尾巴,無關痛癢。

[世界之大] 漂洋過海來看妳

從巴黎-布拉格-布達佩斯一路走來,每個聽說我要去貝爾格萊德的人都滿臉訝異。我說,為了看一個姑娘。在匈牙利,我甚至開了個玩笑,當酒莊主人問我們為什麼來到布達佩斯,我說,我要分別去巴黎、貝爾格萊德見兩個姑娘,而在這兩點之間,就選擇了布拉格和布達佩斯「順便」走走。

就自身而言,出發到一個地方並不需要具體理由,有時甚至貌似荒誕。年初,我跟這認識十年(朋友介紹卻只在網上聯絡)的姑娘第一次見面,她眉宇間全是灑脫:「我準備要去肯尼亞工作了!」

我羨慕她勇敢得不顧一切,既有年輕的資本,又有聰慧。那一次,她還推薦了《月亮與六便士》,這本書從根本上改寫了我對「愛是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的理解。為此,我在巴黎做的唯一一件符合旅遊常規的事,就是去大皇宮看了高更的展覽。

秋天,我跟姑娘閒聊——
「我在考慮冬天去非洲避暑看獅子。」
「我已經因為工作關係調動到塞爾維亞了。」
「你待的地方都太刺激了。那就在塞爾維亞見吧。」

當時多少有點客套,連我都不敢相信自己最後竟認真地來了。

出發前才發現,從布達佩斯到貝爾格萊德的直飛航班每星期只有兩班,火車又嫌略久(約8小時),就選擇了酒店推薦的直通巴士(表訂6小時)。結果,巴士先延誤了兩個半小時,接著在匈塞邊境不可思議地堵車排隊5小時,進入塞爾維亞後,司機又隨性在加油站逗留一小時,再多捎帶幾個客人⋯⋯最終,372公里的路程,足足走了10個小時。

凌晨1點摸黑抵達姑娘家,她說,來杯紅酒吧,我才從擔憂和恍惚中醒來,感到自己是真真正正來到貝爾格萊德了。

[世界之大] 復刻

這張照片是此行來到布拉格的全部意義。

五年前幫手錶品牌創作文案,從捷克攝影師Josef Koudelka之處得到靈感。1968年8月21日,在蘇聯坦克開進Wenceslas Square、「布拉格之春」即將終結之際,Koudelka抓住一個路人,用他的手錶銘刻此瞬。

Koudelka在蘇聯和華約成員國入侵布拉格幾日之內拍下大量作品,底片偷傳至海外經Magnum攝影通訊社匿名發表,震動國際,他卻因此流亡海外幾十年,並且在照片面世後十六年才公開身份。

Koudelka在歐洲四處流亡、持續創作的那些年,跟三個國家的三個女人生了三個孩子。在一次罕有的媒體對談中,他說,”I tell my children that when I am with them, I am for them, and when I am not there, it is best they should try to forget that I exist.”

這位浪人攝影師大概不會想到自己的照片會讓一個人,不遠萬里來到布拉格,就為了從那個角度再看一眼。看看眼前這一切,已經褪盡蒼涼和憤怒、滿佈浮華和慾望了。

[人間誌異] 孩子

他是台灣和印尼混血兒,剛滿14歲。初次見面,他告訴我愛好籃球,最喜歡Allen Iverson和Vince Carter。我又驚又喜:他們當紅的時候你還沒出生吧?

他個子小而手掌很大,只顧埋頭把brunch一掃而光,寡言鮮語,一旦說起話來是這樣的——

「我最近睡不著,想事情。」
「想什麼呢?」
「在想以後要不要回印尼。」
「台灣不好嗎?」
「在印尼騎機車比較自在。」

他說起某次在印尼見到白衣女鬼,繪聲繪影。他還說,除了父親,他和媽媽、舅舅都能見到鬼。陪同在旁的社工尷尬得不知如何是好,我卻更喜歡他了。自己十三四歲時,寫字和說話已經懂得矯飾,在意別人的觀感。而他,就像來信寫的,「我教了比較不會打的人打球,後來他會了」,還保留著直白天真的敘述。

小時後學寫作,以為議論是比敘述更高級的方式。年近三十才明白,這世上熱愛議論的人太多,仍懂得真誠敘述的人卻那麼少。

我無法選擇他是誰,可是第一次見面就喜歡得不得了,這些喜歡藏在許多微妙而微不足道的細節裡,譬如他跟我一樣討厭洋蔥,一樣不敢坐雲霄飛車,喜歡一樣的球星,能看到鬼因而我們將來也許可以討論更複雜多元的世界觀⋯⋯

電影「Lion」講述一對澳洲夫婦自願不生育,從印度收養了兩個孤兒——“Because we both felt as if… the world has enough people in it. Have a child, couldn’t guarantee it will make anything better. But to take a child that’s suffering like you boys were. Give you a chance in the world. That’s something.”

對於我,有沒有自己的孩子不是那麼重要,換句話說,我並非不能愛別人的孩子。我也天真地想,不管以後有沒有孩子,都會待他如同自己的第一個孩子。緣分是莫名的事,喜歡了就是喜歡了。

[127巷5號] 不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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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館裡,往來停駐的人們,大都有些求不得、放不下的事,尤其是情事。

C大哥:戀愛都是想得到,若不是想得到,談什麼戀愛?可是這世間,有就有,沒有就沒有。人們習慣了因為喜歡、為了得到才去做一件事。所以我常常跟那些人講,要做你不喜歡的事,練習不去得到。

[現實的延伸] 就這樣,我們把金魚放入了泳池

1.

每當我走在日本,那些很小的小鎮上,會好奇人們是怎樣日復一日地生活。

有一次,在名古屋一個名為「常滑」的小地方,我沿著小徑蜿蜒碎步,午後陽光正好,小屋小店卻門窗緊閉,零落頹敗。有個歐吉桑突然從小木屋探出頭來,如久旱逢甘霖,招呼我去買他自製的手工雪糕。

我對他心生羨慕,在人跡罕至的小鎮上堅持著一件再簡單不過的事。這正是<一條>的影片為何觸動人心——它講述營營役役的人們無法企及的生活:主人公歸隱郊野,做一個專注的手藝人,或成就某件微小但影響深遠的事;然而,他們不是打從出生即是如此,大都是後天選擇化繁為簡。

2.

既然有人渴望化繁為簡,也一定有人選擇從簡到繁。從簡到繁才是社會發展的主流,城市化的必然。

我想大概只有歐吉桑才能在「常滑」這般凋零的小鎮上待下去,年輕人都離開了。在沒有賺到足夠的「麵包」之前,年輕人哪裡會曉得什麼是閒情逸致。

人渴望的都是自己不曾擁有的,生生世世皆如此。

這部名為<And So We Put Goldfish in the Pool>的短片改編自真實事件,圍繞日本小鎮裡四個女孩的日常生活展開。影片結尾,她們把偷來的400條金魚放入學校游泳池,並且躍入水中。對於她們和很多觀眾來說,瘋狂和無厘頭是不需要原因的,無聊因而不必講道理。

女孩們說,人生真無聊,如果能打場仗就好了。

3.

對於歷經過戰火和時代波蕩的人來說,這種和平時代的焦慮是難以理解的。

陳丹青有次在電視上感嘆,我們已經在和平年代待太久了。

出生在和平年代的人們,活著就好像自己不會死一樣——供三十年的樓,供二十年的儲蓄險,討論職業規劃以五年十年為期。

Rudolf Vrba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倖存者,他的自傳每字每句都讓我體會到「只想活到每一個明天」是何種感受。他們沒有遠慮,只有近憂——近到只想挺過未來幾個小時的勞役,可我們總好像還有很多個明天。

歐陽江河有句詩,時隔十幾年後再想起,更懂其中的絕望:「我們太年輕了,還得花上50個夏天告別一個世界」。

4.

我奶奶年近九十,經歷過幾場戰爭、和丈夫失散、飢荒、文革,如今只想好好活著,所有艱難對她來說都不值一提。

我的父母,出生在飢荒、成長在文革、浮沈於經濟高速發展的激流,如今也只想安靜活著,他們把所有新鮮刺激一律視作妖魔鬼怪,冀望我不遠行、不作為,彷彿如此就能安然度過一生。

我作為出生在和平年代的人,無法理解他們的恐懼。我花了很多時間從歷史中,試圖和他們拉近一點距離。但我發現,和平年代對他們的折磨,比我們想像的要大得多——經歷過大風浪,在和平年代更容易患得患失。

5.

青春之虛空和荒誕,是日本電影經久不衰的題材。早在九十年代,我們就從岩井俊二等人身上看到類似的焦慮。這兩年跟日本結緣更深後,我試圖從它身上預見我們的未來,一個成熟亞洲社會的未來影像。不久將來,我們也會像日本一樣極致繁盛又極其壓抑,任何撕裂、絕望、極端的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此刻,日本人的焦慮跟我們或多或少不同。我們的焦慮是發育期的焦慮,而日本人經歷的是成熟期的焦慮,一種文明和經濟高度發展過後的焦慮。我竊以為,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和壓抑程度大致成正比,因為文明就是人壓抑原始本性的結果。

我問一個深諳日本文化的台灣司機大哥,日本人那麽壓抑,又那麽有創意,不覺得很矛盾麼?他說,壓抑就好比腎上腺素啊。

6.

電影裡,女孩們放到泳池裡的金魚,是從祭典的撈金魚屋台上偷回來的。

熟悉日本的人都知道,日本有無窮無盡的祭典,無數的人為之執迷,那些抬神輿抬到肩膀上長出肉瘤還以之為榮耀的男人們,那些在雨中撐傘期待巡遊隊伍的女人們……日本人有很多不明所以的執著。

大學時讀到,關於納粹意識形態,Eric Fromm有個顛覆性的解釋——Escape from Freedom,大意指人們從令人窒息的權威或價值觀獲得解放的過程中,常常感到空虛和焦慮,他們逃避真正的自由思考,從而屈從於獨裁、權威、體系、傳統帶來的安全感。

於是乎,再瘋狂或荒誕不經的事,都有它的根源,就連你正在經歷的痛苦也不例外。

[世界之大] 異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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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尖沙咀一家日本人開的whisky bar,跟侍酒的日本小哥聊天。問他覺得香港如何,他的答案有點無厘頭:

「在日本時,我在鐵路公司做列車員。那真是一份厭惡性工作,特別是上班時間把人們硬生生塞進車廂,然後當你把車門關上的一刻,趕不上車的人會對著你罵罵咧咧。至少香港的地鐵不會這樣啊,我還是覺得香港比較好。」

我心裡嘀咕,這也能算好的一種嗎,你大概不知道香港人活得多苦,然後接過他的話:「我總覺得日本的鐵路很美好,有一種極致的嚴謹,多麼有效率……

日本小哥不依不饒:「這一切都有代價,你知道嗎,日本的列車上禁用手機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怕手機信號影響到裝心臟起搏器的人。為了一小撮人而影響絕大多數人,不覺得有點可笑嗎……」

我看著他眼裡的光,如同看到那些年在台灣的自己。

有很多台灣朋友訝異,妳怎麼那麼喜歡台灣,妳如何發現如此多我們從未發現的事物?還曾經有人鄭重其事地對我說:「謝謝你喜歡台灣!」

「不客氣,應該的」,我半開玩笑回答他。其實心裡知道,作為初來乍到的異鄉人,對當地人日常面對的煩擾幾乎視而不見,對凡事皆有好奇和包容,這是一種「置身事外才能感受到的美好」。

可是,作為異鄉人換了一個又一個地方長久生活下去,你會發現,這世界只有絕對的地獄,沒有絕對的天堂。異鄉人的好奇和包容終有一天會消失,除非你選擇一直蜉蝣在當地社會的邊緣,不計較成本,不投入感情。

然而,我們對一個長久生活之處的麻木和厭倦,偏偏通過異鄉人才能喚醒。你不見得處處認同,卻能獲得一些從未想象過的視角。

在作了十幾年異鄉人,活到邊界、身份都模糊的此刻,我的世界觀更簡單粗暴了:每一個所遭遇的異鄉人,每一個成為異鄉人的可能,皆盡可能不要錯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