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現實的延伸

不久前讀完毛姆的《人性的枷鎖》，感到那恐怕是他作品中最喜歡的一部，結果今日讀畢《刀鋒》，又喜歡得更甚（有時懷疑，讀一本愛一本，是不是因為自己的「閱」歷淺）。《刀鋒》讓我想起黑塞的《悉達多》——那本讀來淚眼模糊的詩般小說——它們皆寄託著作者對東方智慧的理解，皆有一個為追求內心平靜而出離世事的主角。只不過，《悉達多》更是一個結構完滿的故事，作者說完了他想說的所有，合上書，心裡的盪漾是一圈圈完整的圓形漣漪；可是《刀鋒》，一如毛姆不少作品有著半開放式的甚至不具體的結局，合上書，心裡千頭萬緒，可也未必想把它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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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鋒》的主角Larry是一個非常年輕就已飽嚐人間傷痛的美國人，活得神祕、出塵，不被友人理解卻深得他們的信任和愛。毛姆在書中第一人稱的敘述中表示不能完全理解他，其實他在說謊。那些真正追求內心平靜以及終極智慧的人，在外人看起來要不就是很怪、不然就是需要極大勇氣；但在他們自己本身看來這再平常不過了。這樣的對立就如同那些無法一個人獨自旅行的人非常驚訝於為什麼有的人總能非常自在享受一個人旅行，而這些總是一個人獨自旅行的人，實在不覺得這有什麼了不起和值得大驚小怪的。

但說實話，這種對立之間永遠有著一道鴻溝，幾乎是不可跨越的，所以毛姆最終也沒有去跨越它——那些不能理解Larry為何出離塵世的朋友們，花了一整本小說的篇幅也沒有能夠理解他，而Larry也在小說的結尾繼續追求他的內心平靜和終極智慧。追求，但不等於一定追求得到，這是毛姆最令我動容的處理方式（有很多人批評他模糊、沒有結論），因為世事正正如此。而追求內心平靜的人，在世間茫茫的俗人之中，已是如此稀罕，至於有沒有真的得道成仙，並不一定需要弄個清楚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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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追求內心的平靜」這回事，我三年前就想得清楚明白了。把「內心平靜」作為眾多追求之一的人恐怕很不少，但是把它作為超越幸福、金錢、健康之上的終極追求的人，我幾乎很少遇到。作為一個成長和活在俗氣的世界最俗氣的中心的人，要堅持這樣的信念，不是需要莫大的勇氣，就是需要足夠隱忍自己的想法，再者就是無需辯駁的心態。當我看到小說裡的Larry，我知道我千真萬確能理解他；而我也千真萬確能理解，為什麼小說裡的其他人物不能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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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一次酒局上，一個許久不見的印度朋友見面說了一句「you look peaceful」（而不是那些變胖了瘦了漂亮了憔悴了之類的評價），我大為震動。不敢說那一刻內心真如看起來的平靜，因為這些年來工作從來讓我抓狂，但我特別感激他能看出這樣的追求，並且不鄙夷這樣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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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鋒》另一個深得我心的部分是毛姆選擇了「小隱隱於野，大隱隱於市」。Larry在經歷了歐洲的隱居、印度的求真之旅之後，他沒有選擇立地成佛，而是最終回到美國，做一個體力勞動者，甚至按照他自己的設想，終將在紐約大都會當一個計程車司機，隱沒於茫茫眾生之中。而且他還相信，如果在這些因緣際會之間，他能夠碰巧影響、感動了幾個人，也算是一點點的功德了。

「廟宇未必有真佛，鬧市但許有高僧。何處不紅塵？何處無佛陀？」

合上2019年最後一本書《二手時間 Secondhand Time: The Last of the Soviets》，終於把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Svetlana Alexievich所有經典讀完了，而這部讀起來最為吃力——蘇聯以至後蘇聯時代的歷史太龐大、太複雜、太灰色。有句話看得我渾身觸電：「我深知無知者手中的自由是多麼可怕」。

Alexievich寫的並非正史，更不是野史，它們是眾多小人物匯集而成的口述歷史。她最了不起的地方在於複調式寫作，讓每個小人物在同個主題下反覆對辯，形成衝突——有人痛恨戰爭，也有軍人愛上了槍砲和殺人而無法接受復員；這邊廂部分人對蘇聯解體感到迷惑但並不抗拒，另一邊廂許多人仍深深眷戀蘇聯時代、不單不渴望香腸還恨透了資本主義；正常人紛紛從切爾諾貝爾撤走，竟有人為了逃避迫害而主動搬入隔離區⋯⋯

每每讀完Alexievich的作品，便感世間輪轉，生物與科技進化，智慧卻停滯不前，人性如出一轍，在同一個地方摔倒，在不同時代以相似的方式集體成魔。

實則，日光之下無新事，雖然這聽起來太掃興了。不過如果了悟這一點，大概算得上讀懂歷史而終極得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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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etlana Alexievich的幾部重要作品：

•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The Unwomanly Face of War: An Oral History of Women in World War II》
• 《切爾諾貝爾的悲鳴 Voices from Chernobyl: The Oral History of a Nuclear Disaster》
• 《我還是想你，媽媽 Last Witnesse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Children of World War II》
• 《鋅皮娃娃兵 Zinky Boys: Soviet Voices from the Afghanistan War》
• 《二手時間 Secondhand Time: The Last of the Soviets》

來到Bali，會讓我一直想起<Eat, Pray, Love>的作者Elizabeth Gilbert的故事。

看過這部書或電影的人都知道，在痛苦地結束了一段八年婚姻後，Elizabeth決定去Italy、India、Indonesia進行一段自我尋找和療傷的旅程。故事的最後，Elizabeth在Bali遇到了智者Ketut Liyer，以及讓她對愛重燃信心的巴西男人Felipe。

故事在此恰到好處地收尾，成了長年佔據紐約時報榜單的Best Seller。

<Eat, Pray, Love>出版一年後，Elizabeth跟Felipe結了婚。在其後出版的<Committed>，Elizabeth透露了跟Felipe結婚的「不得已」——雖然深愛Felipe，卻無意再度踏入婚姻，直至從事跨國貿易的Felipe在美國海關被扣押及拒絕入境，才決心通過結婚，讓Felipe可以合法入境美國。

在辦理各種結婚所需文件的漫長等待過程中，兩人在東南亞周遊，彼此的差異日漸顯現：”For a pair of lifelong travelers, Felipe and I actually travel very differently……He can create a familiar habitat of reassuringly boring everyday practices for himself ANYPLACE, if you just let him stay in one spot……I’m much more restless than he is. My restlessness makes me a far better day-to-day traveler than he will ever be……The problem is that I just can’t LIVE anywhere on the planet.”

儘管如此，<Committed>的整體格局還是——「即便了解到彼此之間存在如此巨大差異，但還是沒有阻擋我們排除萬難走到一起」。

幾年之後，Felipe的前妻，一個同樣叫Elizabeth的女人，出版了題為<Committed Undone>的自傳，言外之意是「我與Felipe的婚姻，並非像妳(Elizabeth Gilbert)在書裡所述那麼不堪，妳又何必急於昭告天下呢？」

更有意思的還在後面。2016年，Elizabeth突然在Facebook公告與Felipe離婚，在他們相處的第十二個年頭。兩個月後，她宣佈出櫃，對象是同性摯友Rayya；2017年，兩人舉行了一場不具法律效力的婚禮；2018年初，Rayya不敵癌症離開人世。

我偶爾會跟那些仍對書和電影的美好結局抱有幻想的人講這些故事背後的故事，它們實在太有趣了，然而我講述時卻似語帶嘲諷，甚至有種令人迷惑的興致勃勃。我只是嘗試表達，這才是真實的人生，書本和電影裡的結局都不是真正的結局。然而我們總是抓住了一些片段，就把它當成了全部，也許這種選擇性的記取也是好事，那些短暫的美好才夠咀嚼一輩子，如同<Eat Pray Love>讓無數女人在傷痛中看到盼望，後面的故事就變成一根長長的尾巴，無關痛癢。

1.

每當我走在日本，那些很小的小鎮上，會好奇人們是怎樣日復一日地生活。

有一次，在名古屋一個名為「常滑」的小地方，我沿著小徑蜿蜒碎步，午後陽光正好，小屋小店卻門窗緊閉，零落頹敗。有個歐吉桑突然從小木屋探出頭來，如久旱逢甘霖，招呼我去買他自製的手工雪糕。

我對他心生羨慕，在人跡罕至的小鎮上堅持著一件再簡單不過的事。這正是<一條>的影片為何觸動人心——它講述營營役役的人們無法企及的生活：主人公歸隱郊野，做一個專注的手藝人，或成就某件微小但影響深遠的事；然而，他們不是打從出生即是如此，大都是後天選擇化繁為簡。

2.

既然有人渴望化繁為簡，也一定有人選擇從簡到繁。從簡到繁才是社會發展的主流，城市化的必然。

我想大概只有歐吉桑才能在「常滑」這般凋零的小鎮上待下去，年輕人都離開了。在沒有賺到足夠的「麵包」之前，年輕人哪裡會曉得什麼是閒情逸致。

人渴望的都是自己不曾擁有的，生生世世皆如此。

這部名為<And So We Put Goldfish in the Pool>的短片改編自真實事件，圍繞日本小鎮裡四個女孩的日常生活展開。影片結尾，她們把偷來的400條金魚放入學校游泳池，並且躍入水中。對於她們和很多觀眾來說，瘋狂和無厘頭是不需要原因的，無聊因而不必講道理。

女孩們說，人生真無聊，如果能打場仗就好了。

3.

對於歷經過戰火和時代波蕩的人來說，這種和平時代的焦慮是難以理解的。

陳丹青有次在電視上感嘆，我們已經在和平年代待太久了。

出生在和平年代的人們，活著就好像自己不會死一樣——供三十年的樓，供二十年的儲蓄險，討論職業規劃以五年十年為期。

Rudolf Vrba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倖存者，他的自傳每字每句都讓我體會到「只想活到每一個明天」是何種感受。他們沒有遠慮，只有近憂——近到只想挺過未來幾個小時的勞役，可我們總好像還有很多個明天。

歐陽江河有句詩，時隔十幾年後再想起，更懂其中的絕望：「我們太年輕了，還得花上50個夏天告別一個世界」。

4.

我奶奶年近九十，經歷過幾場戰爭、和丈夫失散、飢荒、文革，如今只想好好活著，所有艱難對她來說都不值一提。

我的父母，出生在飢荒、成長在文革、浮沈於經濟高速發展的激流，如今也只想安靜活著，他們把所有新鮮刺激一律視作妖魔鬼怪，冀望我不遠行、不作為，彷彿如此就能安然度過一生。

我作為出生在和平年代的人，無法理解他們的恐懼。我花了很多時間從歷史中，試圖和他們拉近一點距離。但我發現，和平年代對他們的折磨，比我們想像的要大得多——經歷過大風浪，在和平年代更容易患得患失。

5.

青春之虛空和荒誕，是日本電影經久不衰的題材。早在九十年代，我們就從岩井俊二等人身上看到類似的焦慮。這兩年跟日本結緣更深後，我試圖從它身上預見我們的未來，一個成熟亞洲社會的未來影像。不久將來，我們也會像日本一樣極致繁盛又極其壓抑，任何撕裂、絕望、極端的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此刻，日本人的焦慮跟我們或多或少不同。我們的焦慮是發育期的焦慮，而日本人經歷的是成熟期的焦慮，一種文明和經濟高度發展過後的焦慮。我竊以為，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和壓抑程度大致成正比，因為文明就是人壓抑原始本性的結果。

我問一個深諳日本文化的台灣司機大哥，日本人那麽壓抑，又那麽有創意，不覺得很矛盾麼？他說，壓抑就好比腎上腺素啊。

6.

電影裡，女孩們放到泳池裡的金魚，是從祭典的撈金魚屋台上偷回來的。

熟悉日本的人都知道，日本有無窮無盡的祭典，無數的人為之執迷，那些抬神輿抬到肩膀上長出肉瘤還以之為榮耀的男人們，那些在雨中撐傘期待巡遊隊伍的女人們……日本人有很多不明所以的執著。

大學時讀到，關於納粹意識形態，Eric Fromm有個顛覆性的解釋——Escape from Freedom，大意指人們從令人窒息的權威或價值觀獲得解放的過程中，常常感到空虛和焦慮，他們逃避真正的自由思考，從而屈從於獨裁、權威、體系、傳統帶來的安全感。

於是乎，再瘋狂或荒誕不經的事，都有它的根源，就連你正在經歷的痛苦也不例外。

1.

看完House of Cards第五季，情緒依舊沈湎其中。一定有很多人問，人心皆這樣叵測、世事都如此殘忍嗎？

有如此疑問，抑或涉世未深，抑或天生不敏感，抑或足夠幸運因而不必經歷這一切，抑或選擇不相信、只因不願承認罷了。

我想，House of Cards只是把事實放大，但沒有誇大。它看起來誇張，因為它選擇了世上絕大多數人終其一生無法觸及和抵達的場景——白宮。但它影射的，是每個凡人每日經歷的瑣碎、關係。它之所以叫人害怕，是當你稍加咀嚼，便發現其中所刻畫的人和事，在現實生活中無處不在。

但你未必能夠察覺這一切，正如劇中台詞嘲諷的：

“The truth is one can get used to almost anything.”

2.

也有人問，為何整部劇集的人物情感交雜，卻似乎沒有真正的愛？為什麼有些愛看起來真摯卻難逃千絲萬縷的利益牽絆？為什麼有人對感情如此謹小慎微、總讓利益凌駕於愛？為什麼動了真情的人難免率先淪為受害的一方？

有意或無意地，House of Cards非常誠懇、甚至殘忍地談討了愛與利益的關係。利益是麵包，是生存，而愛是錦上添花，不足以讓人存活。人們對利益的關切，多於對美好和愛的關切；世間不幸的人，遠遠多於真正被愛過的人。正因為愛是稀缺資源，才會被追逐、受吹捧。但事與願違，愛並沒有像我們日常被灌輸的那麽偉大、那麽流行。

3.

House of Cards由始至終都在試圖解釋一件事：為何世間有如此多不合常理的事？

Frank Underwood有兩句台詞是這樣的：

“We’re all just madmen leading the blind.”

“Welcome to the death of the Age of Reason. There is no right or wrong. Not anymore. There is only being in and then being out.”

這也是為什麼每次看完House of Cards，都能由衷感到寬慰，從深陷的混沌中得到啟發。不合常理的世界，是在不合常理的人的操縱下形成的，他們構建了不合常理的上層結構，讓不合常理的事成為常理。於是這個世界再也無法、也無需分對錯了。掌握權力和利益的人就是對的一方。

然後你問，為什麼世界總是由那些看起來不合常理的人主宰著？

House of Cards讓小角色Eric Rawlings給出了無懈可擊的答案：

“A person’s destiny is sealed.”

切爾諾貝利核災已然三十載，如恐怖又荒誕的夢，S. A. Alexievich的紀實文學「切爾諾貝利的悲鳴」（Voices from Chernobyl），真實還原了那場噩夢，以及噩夢後的殘喘、冷汗。開篇故事就已無比震撼，講述一位核事故發生後最先抵達現場的消防員的妻子，如何見證丈夫的死亡，以及他的身體攝入高濃度核輻射之後的變態、腫脹、龜裂、潰壞。書裡還記載了很多維度的敘述：深知事故嚴重性卻被禁言的科學家，被驅逐出家園卻又無法理解這一切的普通民眾，還有因戰爭或政治原因背井離鄉、來切爾諾貝利這片蠻荒之地尋找「自由」的人⋯⋯

Alexievich窮極一生為了寫出人世的荒誕、小人物的悲喜。蘇聯當局認為她的書寫太陰暗、矮化了英雄，她說，「我不喜歡偉大的思想，我只喜愛小人物。」

「切爾諾貝利的悲鳴」被普遍認為是Alexievich的代表作，但更早期的作品「我是女人，也是女兵」（War’s Unwomanly Face）讀起來更為震撼。全書是參加二次世界大戰的蘇聯女兵的口述歷史，從戰爭到戰後、從硝煙到感情、從恐怖到欣喜，畫面感極其強烈，以至於我在閱讀期間，會夢見戰火和殘肢。Alexievich讓你看到了太多戰爭、榮辱以外的人性原始衝動和矛盾，就像她說的，她想記錄的只是女兵們對於戰爭的「私人體驗」。給我印象最深的一段是這樣的——

 

那夜在台中走累了坐在空無一人的廣場邊上，我懷抱著大杯珍珠奶茶，久久糾結於「一個人漂著的狀態什麼時候才是盡頭？」

這樣的糾結勢必沒有結果，卻又是必經過程，是一個人生活、一個人在途上的珍貴產物。

後來在朋友引薦下讀到新井一二三的《獨立，從一個人旅行開始》（標題真俗白），一個能用中文寫作的日本女子講述十二年海外旅居生活的小書，大體上並不深入，非母語也是一個不易逾越的障礙，但仍讓此刻此地的我有許多共鳴––––

花了兩口氣時間讀完了吳蘇媚的《去印度學倒立》和《我的中東》，循著文字，在網上搜尋了幾乎每一個她所到的地方，看著那些照片心神盪漾；關於禪修的部份，我密密麻麻摘錄了很多。她的文字看得出功力深厚但不賣弄，也糅合了潮流；要緊的是，她的文字儲備豐富信手拈來，對比其他氾濫書市的旅遊寫作，不會看著看著就覺得重複沉悶如嚼雞肋。

好的文字讓人產生慾望。是憑空想像就能產生的慾望。譬如讀完余華寫的讀書筆記，我就去把他看過的書都買回來了。譬如看村上龍寫食物，我會幻見美食當前味蕾蠢動。譬如吳蘇媚的遊記，會讓我產生進一步探索的衝動，不忍割捨──

「旅途並不是托腮看路邊風景如畫，也沒有帥哥眉來眼去。旅途和生活一樣，要承受的東西也不會比生活本身更為輕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