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每當我走在日本，那些很小的小鎮上，會好奇人們是怎樣日復一日地生活。
有一次，在名古屋一個名為「常滑」的小地方，我沿著小徑蜿蜒碎步，午後陽光正好，小屋小店卻門窗緊閉，零落頹敗。有個歐吉桑突然從小木屋探出頭來，如久旱逢甘霖，招呼我去買他自製的手工雪糕。
我對他心生羨慕，在人跡罕至的小鎮上堅持著一件再簡單不過的事。這正是<一條>的影片為何觸動人心——它講述營營役役的人們無法企及的生活：主人公歸隱郊野，做一個專注的手藝人，或成就某件微小但影響深遠的事；然而，他們不是打從出生即是如此，大都是後天選擇化繁為簡。
2.
既然有人渴望化繁為簡，也一定有人選擇從簡到繁。從簡到繁才是社會發展的主流，城市化的必然。
我想大概只有歐吉桑才能在「常滑」這般凋零的小鎮上待下去，年輕人都離開了。在沒有賺到足夠的「麵包」之前，年輕人哪裡會曉得什麼是閒情逸致。
人渴望的都是自己不曾擁有的，生生世世皆如此。
這部名為<And So We Put Goldfish in the Pool>的短片改編自真實事件，圍繞日本小鎮裡四個女孩的日常生活展開。影片結尾，她們把偷來的400條金魚放入學校游泳池，並且躍入水中。對於她們和很多觀眾來說，瘋狂和無厘頭是不需要原因的，無聊因而不必講道理。
女孩們說，人生真無聊，如果能打場仗就好了。
3.
對於歷經過戰火和時代波蕩的人來說，這種和平時代的焦慮是難以理解的。
陳丹青有次在電視上感嘆，我們已經在和平年代待太久了。
出生在和平年代的人們，活著就好像自己不會死一樣——供三十年的樓，供二十年的儲蓄險，討論職業規劃以五年十年為期。
Rudolf Vrba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倖存者，他的自傳每字每句都讓我體會到「只想活到每一個明天」是何種感受。他們沒有遠慮，只有近憂——近到只想挺過未來幾個小時的勞役，可我們總好像還有很多個明天。
歐陽江河有句詩，時隔十幾年後再想起，更懂其中的絕望：「我們太年輕了，還得花上50個夏天告別一個世界」。
4.
我奶奶年近九十，經歷過幾場戰爭、和丈夫失散、飢荒、文革，如今只想好好活著，所有艱難對她來說都不值一提。
我的父母，出生在飢荒、成長在文革、浮沈於經濟高速發展的激流，如今也只想安靜活著，他們把所有新鮮刺激一律視作妖魔鬼怪，冀望我不遠行、不作為，彷彿如此就能安然度過一生。
我作為出生在和平年代的人，無法理解他們的恐懼。我花了很多時間從歷史中，試圖和他們拉近一點距離。但我發現，和平年代對他們的折磨，比我們想像的要大得多——經歷過大風浪，在和平年代更容易患得患失。
5.
青春之虛空和荒誕，是日本電影經久不衰的題材。早在九十年代，我們就從岩井俊二等人身上看到類似的焦慮。這兩年跟日本結緣更深後，我試圖從它身上預見我們的未來，一個成熟亞洲社會的未來影像。不久將來，我們也會像日本一樣極致繁盛又極其壓抑，任何撕裂、絕望、極端的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此刻，日本人的焦慮跟我們或多或少不同。我們的焦慮是發育期的焦慮，而日本人經歷的是成熟期的焦慮，一種文明和經濟高度發展過後的焦慮。我竊以為，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和壓抑程度大致成正比，因為文明就是人壓抑原始本性的結果。
我問一個深諳日本文化的台灣司機大哥，日本人那麽壓抑，又那麽有創意，不覺得很矛盾麼？他說，壓抑就好比腎上腺素啊。
6.
電影裡，女孩們放到泳池裡的金魚，是從祭典的撈金魚屋台上偷回來的。
熟悉日本的人都知道，日本有無窮無盡的祭典，無數的人為之執迷，那些抬神輿抬到肩膀上長出肉瘤還以之為榮耀的男人們，那些在雨中撐傘期待巡遊隊伍的女人們……日本人有很多不明所以的執著。
大學時讀到，關於納粹意識形態，Eric Fromm有個顛覆性的解釋——Escape from Freedom，大意指人們從令人窒息的權威或價值觀獲得解放的過程中，常常感到空虛和焦慮，他們逃避真正的自由思考，從而屈從於獨裁、權威、體系、傳統帶來的安全感。
於是乎，再瘋狂或荒誕不經的事，都有它的根源，就連你正在經歷的痛苦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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